“北漂”的港台明星们

更新时间:2019-08-24

  房祖名、柯震东涉嫌吸毒被拘留的消息,迅速成为各大媒体、社交平台的新闻,然而,这并不是港台明星因为吸毒而在北京被拘留。事实上,很多港台明星早已经“北漂”,“吸毒事件”不过是其中一点小插曲。面对逐渐衰落的香港、台湾演艺市场,高速增长、经济体量庞大的内地成为港台明星们最重要的市场,他们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置业,在这里工作,改变了内地演艺圈的运作方式,也赚到无数真金白银。陆港台演艺圈从未如此紧密联系。改革开放36年,“迁徙的明星”背后是陆港台三地,十几亿人命运变幻的缩影。

  昨天,媒体抛出重磅报道,北京警方在东城区将房祖名、柯震东等涉毒人员查获,并在房祖名住所缴获100余克。房祖名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拘,柯震东因吸毒被行拘。

  2009年6月26日,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聘请成龙为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。成龙称,自己非常关心禁毒公益事业,希望今后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有更多的合作,尽自己力量为禁毒宣传教育作出更多贡献。在2013年,成龙曾谈及对房祖名的教育,拍着胸脯保证不徇私,“他要是走上邪路,我必定报警抓他坐牢。”

  同样,柯震东也曾经曾在2011年与台湾作家九把刀、艺人陈妍希等人拍过反毒品宣传广告。据台湾报道,广告中柯震东说,“我觉得非常非常荒谬,生活中有再多的压力或干嘛的,真的很多渠道,你有你的朋友有家人,你自己一定与众不同,你一定有自己的强项或者是优点,好好地跟朋友聊天就可以发泄压力,就是你没有必要用到毒品。”

  这已经不是港台明星第一次在北京被查获。早在2011年4月15日下午,香港演员莫少聪因涉嫌吸毒,在北京市朝阳一居民区被警方查获,同一天,香港歌手孙兴等在东城区金宝街一饭店就餐时,被警方带走调查,同样是因为吸毒、藏毒。

  事情就是这么诡异的是,2011年7月25日,演员高虎爆料,称从拘留所出来的孙兴当上了“北京市禁毒志愿者”,他还在微博发布了一张孙兴的照片,只见孙兴单手握拳,神情坚毅,身上还披着一条红色绶带,上面写着“北京市禁毒志愿者”几个大字。高虎对孙兴的这一造型“大为赞赏”,称“新好青少年!孙兴童鞋,用多少溢美之词都难以表达我对他的赞赏!”

  但就在2014年8月12日下午,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“平安北京”发布消息证实,高虎8月4日晚因涉嫌吸食被行政拘留。

  不是。因为港台演艺市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,明星们来不及哀悼,就早已北上“捞金”。“流星”带走的香港、台北星光,点亮了北京、上海、长沙的夜空。

  柯震东、房祖名、孙兴、莫少聪的“吸毒事件”,不过是其中泛起的一点小插曲。

  很多港台明星们,都早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,购置房产,他们的演艺事业的重心也都早已放在内地。罗大佑、周华健、关之琳、成龙等都在北京购置了房产。据报道,柯震东与房祖名早在上周二深夜在北京同时被捕,两人曾在房祖名北京的屋中开趴狂欢。

  常驻内地的港台明星更是多如过江之鲫。林志炫、彭佳慧、杨宗纬、梁家辉、万梓良、温兆伦、汤镇业、寇世勋等等。

  蜂拥而至的港台明星们纷纷“北漂”,很多本已经“过气”的明星,在内地获得了演艺事业以及婚姻的“第二春”,而当红的,也在收获着万千偶像的追捧和不菲的身价。

  柯震东在2012年参演郭敬明执导的电影《小时代》,在片中饰演“顾源”一角。至于房祖名,在2013年,与王太利合作出演改编自韩寒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《一座城池》,饰演林夕一角。

  去年,网络上流传着一份台湾演员内地拍戏片酬价目表:吴奇隆以50万/集的片酬问鼎榜首,苏有朋和林依晨分别以45万/集和40万/集的身价紧随其后。算下来,手机最快现场开奖直播,拍完一部二十几集的电视剧,千万人民币轻松入账。而在几年前的台湾,他们三个的片酬,换成人民币也不过5-8万而已。

  虽然有明星否认这价目表,但林志颖接拍一部40集电视剧,总片酬大概在1200万左右,算下来也高达30万每集。

  香港TVB当家花旦蔡少芬的价码从10万/集涨到了25万/集,郑嘉颖片酬从10万/集拉升到了35万/集。而TVB是出了名“抠门”,早前有港媒透露:TVB一些二线多港元,三线多港元,即使是“双料视后”佘诗曼,每集片酬也只有5万港元。

  不少在香港、台湾早已经过气的明星,来内地之后,迅速重回一线。吴奇隆、郑嘉颖都是因为出演《步步惊心》一片而再次大红大紫,该片由上海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,在湖南卫视首播。蔡少芬主演的《甄嬛传》,则是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。

  《中国好声音》庾澄庆、《我是歌手》林志炫、彭佳慧、杨宗纬等人在大陆综艺舞台上人气急升,带动了各路港台艺人齐聚大陆综艺节目。林志颖更是凭借着《爸爸去哪儿》,而在内地市场重回超一线的地位。在内地的综艺节目中,港台艺人嘉宾已经激增到了一半。此前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庾澄庆、张惠妹,《中国最强音》的陈奕迅、罗大佑,《中国梦之声》的李玟、王伟忠,《快乐男声》的谢霆锋、陶晶莹,近期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的吴镇宇等等。

  与内地这边综艺节目“随便一个场景就能花100万人民币”不同,台湾最红的谈话节目《康熙来了》每集预算(除蔡康永、小S酬劳)只有50万台币(约合人民币10万元),而这已经是全台湾制作预算最高的谈话类节目,普通日播谈线万台币需要支付陈汉典酬劳、摄影棚租赁费、布景费、道具费、音效费、梳化费等一系列成本。康熙平均每集邀请艺人的成本不能超过5万台币,已是全台湾最高价。所有在宣传期的艺人,无论名气大小,酬劳价格均为1350台币一位(多人团体视为一位)。

  但在内地,投资三四千万的节目,明星至少拿走1500万。纵使是二线往上的陪衬明星,片酬也得30万人民币左右。

  在内地迎来演艺事业“第二春”或者蹿红的明星们,也享受着内地蓬勃发展的经济红利,成为众多商家的广告宠儿。仅就柯震东而言,就代言了以纯Y:2系列、肯德基、佳能EOS M相机、雪佛兰创酷等等十几个品牌,代言费过千万。

  就连吃个饭都能拿钱。不但女明星,就连老年男明星同样有人请。香港谐星吴孟达就向港媒承认,自己出席过饭局,“我原以为女星才有饭局,怎知连我这样几十岁的人都有!有一次宴会,主人家请了一帮明星坐满一台,我也去了。一桌明星饭局总价加起来有200多万元,我们坐着吃着,上台说几句恭喜话,不用任何表演,就有钱赚了。”

  内地的众星捧月,以及远离港台的“狗仔队”,让港台明星们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并且感情也有新收获。柯震东一度传出与某“红三代”女子有暧昧关系。至于房祖名,人人都知道他喜好在北京开跑车载着各路女子绝尘而去。

  火爆的内地市场,或许会令很多成名已久的港台明星想起香港、台湾演艺市场的黄金时代。

  从1949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香港电影迅速崛起。特别是从1970年代起步入黄金时代,香港电影俨然成为华人世界的文化消费灯塔,号称“东方好莱坞”。香港电影拍摄快很快,布景都很粗糙,主要是为了赶档期,既赶明星的档期,更主要的是为了院线的上映档期,港片兴盛的时候,院线需要大量的港片填充各个档期。

  在鼎盛时期,香港本岛年产300部电影,还有海外投资的近200部。这些电影捧红了诸多明星,成为华人世界的天王偶像。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精武门》等功夫片捧红了香港第一个国际巨星李小龙,其后是房祖名的父亲成龙横空出世,成为华人世界最红的功夫片偶像。

  那时候,香港的明星们就享受着不菲的片酬,主演文艺片的邓光荣在70年代最红的时候每部电影片酬15万港币。当时的明星们四处赶场子,连剧本都还没有就开拍,因为无论拍什么,都有人看。

  到了八九十年代,成龙的《警察故事》系列,和发哥的《英雄本色》,更是令内地观众深受震撼,一时间,模仿发哥穿黑色大衣戴围巾吊着牙签,成为一代内地青年最时髦的造型。

  更不用说以“四大天王”为代表的歌星横扫内地。除了香港,台湾的“小虎队”、林志颖、金城武、齐秦、周杰伦等都是影响了内地几代人的娱乐明星。他们的作品,成为1978年后重开国门的内地观众的精神食粮。

  同样,台湾的综艺节目也是。以《康熙来了》、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等综艺节目,在二十一世纪初还是让无数人围在电脑前下载观看。

  而最开始,在很多香港人眼里,内地仅仅是“大陆表叔”。即使是到了2003年有媒体报道,港台明星“北上”,放下架子,拓展内地市场,在很多港台艺人眼里,内地只是一个“捞金”的地方,条件颇为艰苦。

  台湾女艺人孟广美在一次台湾的综艺节目里曾说,一次她在内地某广场上采访,内急想上厕所,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去了那个厕所,“我一去看,是一排排水沟,连绵有一公里,上百个白白的屁股排成一排,还此起彼落,两个人面对面还可以聊天”

  但时间让一切都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。伴随着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是,香港的焦虑不安,以及有人惊呼的“台湾经济空心化”。人们手中的钱,让三者之间的地位开始慢慢发生移位。当内地豪客在香港奢侈品店一掷千金购买高档手表时,“表叔”的含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 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《毒战》是一部香港大陆的合拍片,这部电影在内地的总票房是1.5亿元人民币,而在香港的票房还不足400万元。相较香港,内地对电影的需求要大得多,且膨胀迅速。2003年时,内地总共只有1923块银幕,到了2013年,内地的银幕数量已经超过了1.31万块,2013年,内地电影票房亿高达217亿。

  1973年,“黄金时代”的香港词人黄霑写下了不朽的《狮子山下》,由罗文演唱,经香港电台同名的纪录片播出,立刻唱响全港,成为香港的“市歌”。

  那个时代的香港人坚信努力工作能改变人生。孙兴1963年10月16日出生于广州,不到一岁时,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,就住在在酒仙桥一带,1974年,《狮子山下》推出一年后,孙家举家移居香港。那时候家里一贫如洗。更糟糕的是,在厂里做五金工作的父亲因切断了手,家里所有的负担之后都由母亲一人挑起。那年,孙兴13岁,他从小学五年级的课堂里走出来,开始分担起家里重担。因为年龄不够,孙兴就借用同学哥哥的身份证,换上自己唯一的一张黑白大头照片,进厂工作时居然也通过了,当起了童工。

  1986年,他参加第一届亚洲电视先生大赛,因为学历低差点落选,靠借别人的高中毕业证书才蒙混过关当选,从此才改变命运。

  像孙兴这样贫寒出身,经过自己努力奋斗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港台明星还有很多很多。房祖名的父亲成龙,其父是一个厨师。成龙所受教育不高,在戏剧班子里起家,进入影视圈后,所从事的工作,不过是给大明星做做替身,跑跑龙套。之后才凭借过硬的武术功底,扎实的表演才能在影坛崛起,成为李小龙之后又一个熠熠闪亮的功夫巨星。

  1949年后,大陆的闭关锁国,让香港成为内地连接外界的贸易中心,那几代香港人都以勤奋著称,以“打好这份工”为职业准则。而那时候,大陆正因“大锅饭”的体制而死气沉沉。

  直到在90年代初期,香港电影人马楚成在大陆拍摄《功夫皇帝方世玉》时,他最想不明白的是,大陆片场的人怎么能那么悠闲:“我们在那边拍戏,他们(大陆工作人员)躲在车里吃东西,然后过来问我们说:你们为什么那么卖力?已经拍了14个小时还不休息?”

  同样“爱拼才会赢”也是几代台湾人的精神准则,太平洋上的这个小岛,迅速发展成世界电子产业的聚集地。柯震东的父亲柯耀宗以做服饰生意起家,成为“潮店”老板。

  香港的“狮子山”和台北的“阳明山”,似乎是两地的精神象征。那一时代,香港台湾深深吸引着内地民众,发生过大规模的“逃港”事件。1978年,主政广东后,经过大量的走访,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,由此萌发了创建“特区”的思路。

  打开国门后,香港领先的娱乐业也深深吸引着内地的演艺人才,1987年底,王菲就从北京到香港定居,开创了演艺事业。

  习惯了“市场经济”后,内地人起早贪黑,重复了香港、台湾两地的经济轨迹,以“来料加工”起家,经济的高速增长,深深改变了三地十几亿人的命运。

  曾经有台籍学生说“台湾太小了”,他从内地的大学毕业后,回台湾服完兵役,又回到了上海工作。上海、昆山、苏州已经俨然成为很多台湾人的“第二故乡”。而在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,在2005年就高达9.18万,其中就包括已经获得香港籍的王菲。

  自港商、台商、职员北上后,明星们也都加入了“淘金”的行列,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,在前几年,除了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、姜文等内地大导演,其余的大片投资几乎都被香港制作团队拿获,王晶、杜琪峰、陈可辛、尔冬升等等香港导演都被捧为上宾,梁朝伟、周润发、刘嘉玲、刘德华等明星成为内地大制作电影的主角。

  更不用说各大综艺节目的港台嘉宾和幕后的技术人员。两岸三地的演艺圈,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紧密联系,各取所需。

  以至于,2002年,香港经济萧条期间,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宣读他的首份预算案后,朗诵起《狮子山下》歌词;而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向香港市民深情吟诵起这份歌词,号召香港人民发扬狮子山的精神,使狮子山终成为香港精神的象征。

  就在一些香港民众“占领中环”、台湾发生“反服贸”冲突时,无数香港、台湾演艺明星已经“登陆”。

  (综合新华网、第一财经日报、第一财经周刊、南都娱乐周刊、21世纪经济报道、法制晚报等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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